是这样:首先我要说的是,我这个回忆录其实是个创作的小说,只是其中故事全部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而已,父母的出身和全家下放农村接受管制是真实的,但文中许多批斗的故事并不全都发生在我个人身上,许多是经过了嫁接的;其次我要交待一下七九年的许多背景,这一年有一个运动:“摘帽运动”,年纪五十岁以上又有农村生活经历的网友可能会记得,什么是“摘帽运动”呢?就是给四类分子摘去长期戴着的四类帽子,停止管制,恢复正常的社员待遇。全国的四类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七九年这一年被摘去了四类帽子,我家也一样。按理说,摘去四类帽子的社员是与贫下中农同等待遇的,但实际上,好多事情并不是一纸文书就能够改变的,经过了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类分子早已成为贫下中农心目中的敌人,在这种巨大的政治惯性作用下,许多事情仍然按照文革时的一贯做法进行着,象早晨扫大街,收工后掏大粪等行为仍然由四类分子不计工分地白干着。换句话说,文革的遗毒并未随着文革宣布结束而终止。为了纠正这一现象,按照我党的一贯做法,什么政策的执行都要靠典型引路,于是县里明确强调,每个公社甚至每个生产大队,都必须推选几名原来的四类子弟入团和参军入伍,并硬性下达了必须完成的指标,于是,我便有幸成为公社强行制造的参军的典型。按说那一年我的年龄已经超出应征的范围,但在一九七九年的农村,改个出生年龄,比涂改个小学生的算术题答案还随便,说多大就多大,简直就是随便填写。在参军还作为无尚荣耀的当年,让我这样的一个黑五类参军,是特别地令贫下中农们、包括公社和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想不通的,但上级党的任务又必须要完成,于是,打死我也不敢相信的、做梦也不敢想到的,我就在贫下中农们强烈的嫉妒中穿上了军装,比那些经常批斗我的根红苗正的红卫兵们更优先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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